洞庭湖烟波浩渺, 一碧万顷, 现有外湖面积约, 2700平方公里, 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

历史上, 洞庭湖曾经号称“八百里”, 如五代诗僧释可朋称洞庭湖“周极八百里,凝眸望则劳”,宋代诗人姜夔称“洞庭八百里, 玉盘盛水银”等等。唐代虽无,“洞庭八百里”的说法, 但有的说“七百里”、有的说“一千里”,故情况也相类似①。后来的一些舆地著作及地方志也引用了“洞庭湖八百里”的说法,如宋代《皇朝郡县志》说“洞庭湖在巴陵县西, 南连青草, 亘赤沙七八百里”②明代, 嘉靖《常德府志》称洞庭湖“每岁夏秋之交, 湖水泛滥, 方八九百里”③。今天,人们常以为既然古代、尤其是唐宋诗文中盛称“洞庭八百里”, 那时湖面一定很大甚至还有人认为唐宋时代七八百里,至明清时代变为八九百里,表明湖泊“沉降扩展”。其实,这仅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

一

唐宋以来, 历代相沿的洞庭湖“方又九百里”的说法, 并不能作为衡量历史上洞庭湖面积大小的依据。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下述几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 唐宋以来的“洞庭湖八百里”之说, 主要出自古代诗人的文学夸张。唐宋以来诗文常常沿用前人成说, 而最先称“八百里”的, 当为古诗中“洞庭八百里, 幕阜三千寻”一联。该联诗句见于宋代《舆地纪胜》所引, 但未指明何人所作或何时之作, 只称“古诗”。从诗题、全文和作者姓名遗佚的情况,以及诗句的风格加以推断,它绝非唐宋诗人的作品,当为魏晋南北朝时人的遗篇。从对仗的这一联句内容看, 纯系文学夸大。上联说的“幕阜”, 应指洞庭湖东岸、岳阳附近的丘陵低山, 海拔均在500米以下, 若指今湘、鄂、赣边界上的幕阜山主峰, 海拔也仅一千多米。古代一“寻”合八尺,“三千寻”合二万四千尺,相当于8000米。称“幕阜三千寻”,等于说它与地球上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米）接近, 显非事实如此从而可推知, 下联“洞庭八百里”, 显然是一种夸大事实的说法。

其次, 所谓“洞庭八百里”之说, 还与把古代云梦泽当成洞庭湖的讹误有关。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写过一篇《子虚赋》, 称“楚有七泽”, 云梦泽仅为其中“小小者”, “云梦者, 方九百里”。晋初杜预注《左传》时,说洞庭湖就是“江南之云梦”,其后郭璞往《尔雅》时, 即沿用此说,以洞庭湖作为古云梦泽。这种说法常为以后的学者、文人所引用, 孟浩然诗“气蒸云梦泽, 波撼岳阳城”, 李群玉诗“伤心云梦泽, 岁岁作桑田”,其实均指洞庭湖而言。既然云梦泽“方九百里”,后人引伸成洞庭湖“方八九百里”、“广裹八百里”,自然也成了有经典可据因而通行无阻的说法。实际上, 古代“云梦泽”相当于今日江汉平原湖群地区,主要在荆江以北,此外还包括荆江以南的今湖北松滋、公安等地,却并不包括洞庭湖。把古代云梦泽和洞庭湖混为一谈的说法,正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所指出的,“显然是一种不符合先秦两汉古义的、魏晋之际新起的说法,这一方面是由于读古书不细而妄加附会所致,一方面也应该是由于当时洞庭湖的宽阔浩渺已远过于日就湮灭的云梦泽之故”。

再次, 所谓“洞庭八百里”之说, 仅为对汛期湖水泛溢景象的描写, 并不反映实际的湖面大小。李白诗 “平湖涨秋月,独泛巴陵西”, 白居易诗“每岁秋夏时,浩大吞七泽”, 清代何绍基诗 “大水来观八百里”等, 均指夏秋水涨时的景象。深秋之后, 洞庭湖水退洲露, 又是另外一番面目。李群玉《洞庭干》诗说“朱官紫贝阀, 一旦作沙洲，八月还平在, 鱼虾不用愁,”表明当时洞庭湖冬枯见底, 要到次年八月水涨时,才能恢复出一个湖面来。清人袁枚《过洞庭, 湖水甚小》诗说“春自生, 冬自稿, 须知湖亦如人老”,就反映了洞庭湖汛枯异观的这种水情特点。唐宋五代时, 曾有人用“可怜洞庭湖, 恰到三冬无鬓须”的打油诗, 刻划洞庭湖枯季不成“湖”（与胡须之“胡”谐音）⑤, 唐代诗人杜甫更是多次把洞庭湖称作“洞庭野”⑥,这些事实都说明古代洞庭湖淤积也很严重, 湖泊面积实际上也并不那么大。

二

历史上洞庭湖的水面积确实发生过多次显著变化, 但这主要取决于泥沙在湖底的淤积, 以及江湖水位的抬升另外, 湖泊面积还随着人类在湖区的筑堤围垦工程的兴衰而发生缩小或扩大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湖泊面积, 可依历史文献中较为翔实、严格的记载加以分析和估算。

公元五世纪成书的《水经注》记载洞庭湖大小时说“湖水广圆五百余里, 日月若出没于其中”。因《水经注》是据前人文献综合写成的, 故这一记载较能代表汉晋南北朝时期洞庭湖的实际大小。“湖水广圆”即指天然湖面的周长。我们以周长五百里来框算湖泊的面积设其形状为正四边, 形据此推算湖泊面积约为3900平方公里, 设湖面形状为正圆形, 推算面积约为4900平方公里, 由此估计这一时期洞庭湖面积为4400平方公里左右。洞庭湖南侧的青草湖, 据南北朝初盛弘之《荆州记》记载“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回二百里”⑦。“周回”即周长, 我们用同样方式可以估算当时青草湖的面积为600平方公里左右。此外, 《水经注》中还记载澧水下游有“赤沙湖”, 湘江、沅水下游也有许多支流水口“上承大湖”, 由于它们的大小和数量没有具体记载, 我们暂且以今围在堤垸中的内湖总面积1000平方公里代替来框算,则汉晋南北朝时期洞庭湖包括青草湖、赤沙湖及其他边缘湖群的湖泊总面积为6000平方公里左右。

唐宋时期, 洞庭湖由于泥沙淤积和人类的围湖造田, 天然湖泊面积已大为缩小。据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洞庭湖在巴陵县西南一百五十步, 周回二百六十里”,“青草湖在巴陵县南七十九里, 周回二百六十五里”⑧, 这时洞庭湖已与青草湖几乎相等, 其周长仅为《水经注》记载的二分之一,按几何相似原理周长减小一倍, 面积缩小四倍, 则这时洞庭湖不包括青草湖的面积约为1100平方公里左右。若以260里按正圆计算, 面积约1300平方公里，按南北长78里、东西宽52里的长方形计算, 面积仅1000平方公里, 故可将面积估算为1100平方公里左右。青草湖也依同样方法框算, 面积为1200平方公里左右。故唐宋时期洞庭、青草二湖总计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 加上赤沙湖及其他边缘小湖, 面积也不过3300平方公里左右。这个数字只比今日洞庭湖的面积略大, 相当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湖面。与汉晋南北朝时期相比, 唐宋时期的湖面积缩小了几乎一半。

至于宋代《皇朝郡县志》说洞庭湖“南连青草、亘赤沙七八百里”,以及《巴陵志》说洞庭湖“西吞赤沙、南连青草, 横亘七八百里”⑨, 这里既不是“广圆”, 也不是“周回”, 显然不是湖泊水面的周长。如果说是周长七八百里, 也应指洞庭、青草、赤沙这三大湖所分布的整个湖区范围的周长, 其中包括大量出露成陆的洲滩、岛屿和农田, 并非专指湖泊水面。其实, 所谓“横亘七八百里”、“亘赤沙七八百里”,很可能指由洞庭湖、绕青草湖至赤沙湖的航道里程。北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载湖上航行, 从早到晚一日可行二百里, 而岳阳至华容需“一日程”华容西至漫江及鼎州江（沅水）口需“三日程”, 岳阳南至沅江, 过鼻山湖, 需“四日程”, 从沅江东至湘江, 过磊石山、青草湖, 又需“二日程”⑩其实,岳阳、华容二地的直线距离只有55公里, 华容到澧县的直线距离也不过80公里，而岳阳或华容、津市至沅江的直线距离都不会超过100公里, 宋代航行要四日、航程达八百里, 足见当时湖上港汉分隔、洲滩棋布, 航线是极其迂回曲折的。

宋代在洞庭湖区进行过大规模的围湖造田。《湘阴县图志》载“《宋史》元丰六年年,令荆湖诸州开沟恤、置斗门,以便民田, 旋又开修青草湖直河”。其时洞庭湖地已多占为民田, 若今围垸之类。资沘诸水, 旁午交通, 如淖金河、西港、锹下江, 皆宋时沟恤故道11。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南宋淳熙年间的围垦情况说“鼎澧地接湖南, 垦田犹多”12而清初顾炎武说,“宋为荆南留屯之计,多将湖渚开垦田亩”,结果“七泽受水之地渐湮, 三江流水之道渐狭而溢”13。因此,宋代洞庭湖的水面积应较唐代更小,至少可以说,宋代洞庭湖不全比唐代大。

三

元明时期的洞庭湖面积有所扩大, 这主要由荆江大堤因人为和自然原因时常溃口,进入洞庭湖的洪水量增大所引起的, 另外, 也与当时堤垸失修、退田还湖现象有关。元代在对荆江整治方略上由堵筑转为疏导, 并对宋代在洞庭湖区滥施围垦的政策提出批评, 认为它是一种“射小利、害大谋, 急近功、遗远患”的做法, 由于年年修堤防洪,“终年勤动,良农废业”,“ 纵令捍御有备无虞, 官入之数不偿民出之什一”14元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石首陈瓮堤决口不塞, 元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又在江陵、石首、监利等县开六穴, 其中杨林、宋穴和调弦三穴,“挟江水而南, 百里之内皆与洞庭接壤”15。故汛期进入洞庭湖的洪水量陡然增多, 当时有人形容为“天开雄水连三峡, 地涌洪涛漾百川”16,这必然要引起湖区堤垸的漫溃及洞庭湖面积的扩大。

明代, 洞庭湖区人民在重税和苛政压迫下, 纷纷破产流亡, 沿湖各县十室九空, 堤垸无人捍筑修补, 废田还湖的现象最为严重。华容县在明初因赋税繁重,“民皆逃窜”,当时“西鄙萧然, 沟中之瘠可指”。永乐十年（1412年）水决四十六垸, 至正统间才将四十八垸修复, 其后堤垸曾“增至百余区”, 嘉靖、隆庆间这些堤境大多废圮, 每至秋汛, 与长江大湖混为一片汪洋。万历年间一次大水,“华容七十二垸皆溃”,“凡农圃场囿, 尽为冯夷所侵占, 而茅茨土垒且化为鼋鼍之窟矣”17明初全县共七十六里, 永乐时载为十九里,明末崇祯时仅剩十二里18华容西面的安乡县的情况亦类似, 官方在万历十六年以前从未对堤垸进行修补19,“他邑有土木, 而安乡独否”, “田园半受荡没,闾井荒荒然”,农民只有靠捕鱼捞虾来糊口, 县衙门还要抓住这一帮渔民来完缴税粮20龙阳县（今汉寿县）在明代为“楚西一泽国” , “故其地数苦涝而民鲜世业”21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县尉青文胜上疏请求减税时说这里“地有半年不见天, 人有半年不见地”，“鱼行瘴走路, 三年两不收”。该县原有五十三总, 后并为三十四总, 由于“民多流亡”,至明末清初时, 只能“均定为二十里”22沅江县原先地界至县东八十里的泗湖山一带, 相传“有十一都, 迄明中叶,仅以五里称”23,“田庐既没, 生养遂耗”,“膏腴尽化为鱼游”24。湘阴县在明初编为七十二里, 后经多次裁并, 只剩二十五里, 县西的怀西乡创自宋代, 明代只有半里, 都因滨湖农田“ 浸寻沦为湖地, 荡决日甚”所致25。

明代有些地方志说洞庭湖“方八九百里”, 这是不可能的,有些则称洞庭湖“南连青草, 西亘赤沙, 七八百里”26, 这也是从宋代方志中辗转抄录的, 并不能代表元明时期洞庭湖的实际情况，明万历年间冯仁轩曾绘刻过一幅洞庭湖的“江防图”, 图已不存, 但据当时见到此图的人所记载的巡哨范围, 尚可窥见湖泊规模“上哨自岳州府南津港至长沙湘阴县哨, 约三百余里” , 中经荆埠港、河公庙、新墙河口、万石湖、鹿角、啄钩嘴、磊石、鲫鱼夹、青草港、颜公埠、穴子哨、白鱼场、营田司、大头寨、横岭、芦林潭。“中哨自君山后湖至常德傅家圻, 三百六十里” , 中经蓼荆港、昌蒲台、石门山、白苑矶, 自昌蒲即苍梧台之东八十里至团山, 又二十里至吉山, 又十五里至古楼山, 又三十里至明山27。嘉靖年间罗洪先曾将元人朱思本地图改绘成分幅的《广舆图》, 该图采用“ 计里画方” 的方法从该图“ 湖广幅” 上量算, 洞庭湖的面积竟达7000平方公里以上, 这是因为图的比尺过小, 略去了湖心的一切洲滩岛屿和岸线的转折细节, 从而使湖面和水道夸大将此图与现代地图按同名地点进行比例尺校正后可知, 当时洞庭湖的实际面积为5600平方公里左右, 即相当于现在湖泊面积的二倍。

四

清代前期统治者推行“劝民垦种”、围湖扩耕的政策, 加之湖区人口增多, 围垦出现了高潮洞庭湖经历着一个逐步被分割和萎缩的过程。

据乾隆年间分守岳常澧道严有禧的《查垦滨湖荒土移详》记载：清初康熙以前由于人口逃亡、水利失修湖区废田还湖现象还十分普遍。从长沙乔口以下, 西至常德鼎港,“一望芦荻飘飘, 概曰洞庭积水之汊”。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 汉江流域水灾, 湖北灾民纷纷南至湖滨垦种, 广东、福建和江西等省的无地农民进入湖区的沅江、湘阴等地筑堤兴垦，同时湖南当地人口日众, 也不断修筑围堤。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政府发帑加修大堤,“名曰官围, 每县一、三十处不等, 每年责令地方官督率兴修。”乾隆五年选年又发布诏谕“凡零星土地可以开垦者, 听民开垦, 免其升科”。于是滨湖居民“招来四方认垦之人,复于湖滨各处筑堤垦田,号曰民围”,“数年以来, 民围之多, 视官围不止加倍, 约计公私报册堤塍不下九百余处, 积八十万步, 当千里稍赢。往时受水之区, 多为今日筑围之所”。

由于这些鳞次栉比的围垸侵占湖面, 阻碍了湖水宣泄的去路, 减小了调蓄洪水的水面积, 增加了湖底的淤积速度, 抬高了洪水位, 增大了洪水发生机率, 因此溃堤淹田的情况也日益普遍“各围出水之路, 俱因筑有堤塍拦截窄小, 水不能以畅流, 流不畅则易积淤土, 而水势更难泄消。是以一经水发, 小则涨而流，害在高田, 大则泛溢无归, 高下垫没”28。难怪湖南巡抚蒋溥、杨锡绂、陈弘谋、马慧裕在乾隆九年、十一年、二十八年及嘉庆七年连续上书反对继续劝垦围筑。但是, 已筑围垸要加垫防护, 未筑围垸却有禁无止。当时只能用折衷的方法, 一面对“湖岸未开之隙地, 须严禁私筑小垸”, 一面对“傍湖已辟之沃壤, 须加谨防护堤塍”, “责令每岁增高培厚, 寓疏浚于壅筑之中”29。实际上, 迟至道光年间, 许多有碍水道、早已列为查禁的私垸却更换名称, 继续加修, 如湘阴莲蓬寨更名为“廖家山”、杨林寨更名“郭家湾”等30。道光十九年, 在湖区的华容、武陵、龙阳和沅江县, 又对“官民堤垸”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修建31。如果说乾隆年间湖区的围垦进入高潮, 则道光年间围垦发展使湖面缩小的情况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康熙年间利用经纬测量和现代投影方法编绘的《皇舆全图》, 比例准确, 绘制亦较精良。该图的洞庭湖部分大约是在康熙五十五年年前后经实测成图的, 虽然比尺不大, 但仍可通过量算, 求出当时洞庭湖面积约为4300平方公里。这一数据可以代表清代围垦初期的湖面大小, 与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记载的洞庭、青草、赤沙三湖“周回”数换算成湖面积4100平方公里的数据十分接近。在乾隆以后一些比较精确的清代舆图中, 洞庭湖部分大多是以康熙《皇舆全图》为蓝本, 因此无法依图量算围垦进一步发展后的湖泊面积。特别需要提出的是道光五年（1825年）由万年淳编纂的《洞庭湖志》, 该志的洞庭湖图将湖面过分夸大, 常常使人觉得当时的洞庭湖极大, 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洞庭湖志》的这幅图, 从水道、湖泊轮廓、地名注记等内容看, 与胡林翼编的《大清一统舆图》中的洞庭湖部分基本相同, 其蓝本均为清代秘藏的《皇舆全图》或乾隆《内府地图》,都是康熙末年测绘的。道光《洞庭湖志》成书时, 并未利用当时也并没有什么有关湖区的新测绘成果。道光《洞庭湖志》的绘图者, 将湖面夸大、陆地压缩, 以突出洞庭湖广袤无垠的形象。若按此图量算, 湖面会大得惊人。

道光年间有不少文献记载可说明当时湖区滥围滥垦现象严重, 湖面已大为缩小, 乾隆年间严有禧只说“民围之多, 视官围不止加倍”,道光十四年（1834年）魏源撰《湖广水利论》时则称“私垸之多, 千百倍于官垸、民垸”,而且私垸的工程规模和围垦面积都远胜于官垸。由于湖底淤积和湖面被围垦, 湖泊的天然面积极度缩小,“自江至遭数百里, 公安、石首、华容诸县, 尽占为湖田”,“向日受水之区, 十去其七八矣”30另外, 他在《洞庭吟》中也提到, 由于“沿湖圩田岁增多, 曲防壑邻占地利”的恶性围垦, 使八百里湖十去四, 江面百里无十二”。道光末年, 王柏心撰《导江三议》内称,“今之洞庭, 非昔之洞庭矣,湖心渐淤, 滨湖之田, 皆筑为堤”,即使夏秋盛涨,“阔不及向者之半”31。综合这些道光时的文字记载,可以大致推断道光年间洞庭湖的面积较清代初期至少缩小十分之二、三, 即约3000至3500平方公里, 至多不会超过4000平方公里。

五

咸丰二年（1852年）, 石首县的荆江南岸大堤溃口于藕池马林工, 第二年汛期由藕池口南下的江水, 夺占华容河西支及虎渡河东支故道入湖。同治九年（1870年）长江特大洪水, 松滋县城东庞家湾及黄家舖同时决口, 汛后, 庞家湾溃口未堵, 黄家舖溃口虽堵不坚。同治十二年汛期又将黄家舖堵工冲决, 江水自采穴以上奔溜南趋, 形成二支合流的松滋河, 南下澧水泓道入湖。从此形成荆江四口分流入洞庭的局面。

藕池、松滋溃口后, 荆江分流入湖的水量陡增, 在洞庭湖区造成极大的洪水威胁。每年汛期荆江洪水以建领之势奔涌南下, 湖区大量垸田溃废, 湖面再一次扩大。西洞庭湖区自咸丰十年大水之后,“水涨逾甚”32 安乡县“逮藕池、黄家舖先后溃决, 荆水建领, 河流改道, 县治势成岛屿”34。东洞庭湖水势原有大、中、小之别“小则洞庭湖中沅、湘派别”,“君山退处于陆, 新墙、南津、壕沟、洪水港皆舟揖不通”,“中则君山已在水中, 沿湖四十八汊皆可泊舟”,“洲地已多淹没”,“大则江湖混合, 穆湖、旧江两村及东乡庐舍多没于水”。但自藕池溃口,“大水十常八九, 中水无岁无之”,“东乡滨湖膏肤, 亦多荒弃”34。龙阳县堤垸在清代屡经修护, 堪称坚固, 但在松滋溃口的第二年, 水决四十六垸, 当时“一片汪洋”,“百里为湖, 堤之未付流波者, 如额上修眉、鯈鱼背影, 数痕而已”35。四口分流入湖对洞庭湖的影响, 正如光绪末年谢赓云在《洞庭全图》附言中所说“太平口一溃而澧、安当其冲, 斗护堤藕池一溃而中和、雷湾、南洲受其突, 调弦一溃而华容受其厄, 南北汇合, 水势滔天, 而沅、湘下流尽成泽国” 。

光绪年间刊行的《湖南全省舆地图表》, 是同治年间湖南通志馆开馆后派人重新测绘的。该图比尺较大, 绘制精确。从其中洞庭湖图上量算, 湖泊面积达5400平方公里36, 这可代表洞庭湖最盛时期的实际面积。

进入洞庭湖的长江洪水在导致湖泊回春、湖面扩大的同时, 又将大量泥沙倾卸入湖, 导致湖底淤浅及北岸沙洲的增长。光绪初年, 华容县西南与安乡、龙阳交界处的赤沙湖、天心湖一带, 已淤出纵横百余里的“南洲”。光绪八、九年间, 湖南巡抚卞宝第曾招民试种, 洞庭湖南岸的龙阳、沅江、益阳以及西岸的澧州一带农民因破垸失业, 纷纷迁往“南洲” 围垸垦种。光绪《华容县志》载“邑西南民向业渔樵为度潦计, 今漥下者变为膏腴,……多为澧州、荆州、龙、沅、益诸邑人所佃种。”37

进入本世纪以来, 由于泥沙不断淤积, 北岸堤垸不断伸长, 南岸堤垸时有溃废, 洞庭湖发生南迁。正如戴丹诚在光绪末年所说“江水挟沙而来, 淤塞湖身, （北岸）广袤数百里, 竟成村落”,“春夏水涨, 则湍暴难容, 滂沱数日, 南岸滨湖堤防之地, 悉溺于波臣”,结果, “洞庭日徙日南, 较之古时‘云梦’,仅存江南之‘梦’而更狭焉”38。北岸堤垸向南发展, 与赤山相接近, 洞庭湖被隔为东、西两部分。伸入东洞庭湖的堤垸又从湖中分隔、包围出大通湖。与此同时, 原在沅江县境内的万子湖和湘阴县境内的横岭湖则因垸田溃废而扩大、串通, 形成南洞庭湖。民国年间, 官僚、地主疯狂地霸湖围田, 导致围垦热潮与频繁出现的水灾相互交替, 洞庭湖面积又发生过多次缩小和扩大, 但基本上变动于四、五千平方公里之间。

注①称洞庭湖一千里的, 如李贺《帝子歌》,见《全唐诗》卷, 称七百里的, 如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见《全唐诗》卷337。②《舆地纪胜》卷39引。③嘉靖《常德府志·山川》。④ 谭其嚷,云梦和云梦泽, 载1980年《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 历史地理专辑。⑤孙光宪《北梦琐言》卷5。⑥见《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及《题衡山文宣庙新学堂》等。《水经注·湘水》。⑦ 引文中“二百”, 一作“数百”, 此据光绪《湖南通志》卷所引《荆州志》。⑧《元和郡县志》卷27。⑨《资治通鉴》卷164胡注引。⑩《古今逸史》卷18。11光绪《湘阴县图志》卷20。12《文献通考·田赋考五》。13《天下郡国利病书》25册“ 三江总会堤防考略”。14林元《重开古穴记》。15同治《石首县志· 堤防》。16《直隶遭州志》卷25。17王在晋《荆南荒政序》。18戴文选《申详加徜疾苦文》。19乾隆《安乡县志》卷2。20袁宏道《安乡重建县堂记》。21刘悉《赠邑侯喻公序》。22嘉庆《龙阳县志》卷1。23嘉庆《沅江县志》卷3。24同上书, 卷2。25光绪《湘阴县图志》卷1。26弘治《湖广岳州府志· 山川》。27王士性《广志绎》卷4。28严有禧《查垦滨湖荒土移详》,载《直隶澧州志》卷20。29《清史稿》卷129。30光绪《湘阴县图志》卷22。31同注29。30《微古堂外集》卷8。31《湖北丛书》第73册。32《直隶澧州志·堤境》。33民国《安乡县志稿·建设》。34光绪《巴陵县志》卷2。35彭日晓《王军门救堤碑记》。36史杰《认识洞庭湖、改造洞庭湖》,《湖南水利》1981年8期。37光绪《华容县志》卷1。38《洞庭湖淤塞于常德有何损益说》,载《沅湘通艺录》卷5。